假聪明与真丑陋

　
　　钟镇铭

　　圆明园，倒霉的圆明园，成了环保高官、环保教授和环保名记肆意践踏的戏
场；媒体，可怜的媒体，成了环保高官随意把玩的附庸。

　　2005年春天直至现在，由“生态”变成了“死态”的北京圆明园公园受到了
人们的密切关注，引发了不断的争议。其实，这是一场闹剧。台上轮番出场的那
些“主角领衔演员”是那些环保高官、环保教授和环保名记。这些“主角演员”
无不想表演得乖巧伶俐、聪明能干，但是，可惜，终将是一场献丑的演出。

　　北京圆明园，一个中华民族受辱的地方，如今却变成了“环保斗士”的演出
场所，变成了“环保斗士”的手中道具。

　　“环保斗士”说，圆明园不得进行修缮和维护，要维持八国联军烧毁的原状。
这些“演员”忙于演出，却忘记了，当年八国联军把圆明园中的财宝都掠夺了，
把圆明园的建筑烧毁了，唯独没有把圆明园福海中的湖水搬走，要维持原状，就
必须让圆明园继续拥有原有的水面。

　　今天干旱的海淀早已经不是过去湿地的海淀，要维持圆明园水面就需要进行
防渗，而塑料薄膜防渗技术是全世界都在使用的成熟而简便的技术，“环保斗士”
偏偏看上了所谓的“粘土防渗”。

　　据统计，如果使用“环保斗士”粘土防渗的聪明方案，将要把15万吨粘土从
北京周边其它地方运输到圆明园。所取粘土造成的环境破坏自不待言，正如一些
网友所言，国家禁止建筑行业使用粘土砖！而粘土防渗还需要把圆明园湖底的浮
泥清除，这又是一个可观的搬运数字。几十万吨的泥土运输需要耗费多少柴油？
需要压坏多少道路？需要洒落多少粉尘？如果直接使用湖底的粘土，仍然存在如
何找平和如何运输浮泥的问题。真的不知道，这些“环保斗士”是欠考虑，还是
有意糊弄人。

　　圆明园湖底使用塑料薄膜进行防渗，根本就不会影响人们的视觉感官，就像
在一些古建筑和古文物修复过程中，很多地方都不使用原来的木质材料，比如大
楠木，而使用水泥柱子替代。这是为了保护环境和生态，而又不会损害古文物的
外观。“环保斗士”较真，并不说明这些人真的非常热爱古迹。

　　比如，“环保斗士”就提出，让圆明园多收门票，说现在的十元、二十元还
有涨价的空间！这些人口头上说酷爱古迹，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价格涨上去了，
所谓的酷爱和教育就只有留给他们自己这些名人教授了。圆明园的整治是经过长
时间的设计和政府相关部门的层层审批的，却被这些“环保斗士”花几个小时时
间，就说成了一无是处。别人几年的工作，还不如他们随意拍拍脑袋来得聪明！

　　“环保斗士”把这一次圆明园环保迫害事件说成是“具有标本意义”的。的
确是这样的，假借“公众参与”之名，扛着“环保旗帜”，这些人终于不同于以
前了。以前，他们还是各自为战，现在，他们终于纠集到一起，形成了更具破坏
性的能力和态势。这的确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直至如今，环保高官一直在媒体上唱歌，一首接着一
首地胡言乱语！

　　“中国不能够走西方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这是第一首歌，歌唱
我们的国家环保形势大好，唯独西方发达国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殊不知，
我们国家的大江大河早已污染非常严重，现在媒体那么发达，不是一两个庸官完
全可以控制的，现在的百姓也不是一两个庸官可以随意操纵的，想一直欺骗下去
是不行的。人们终于看到了淮河越治越污，人们终于看到了黄河的主要支流渭河
不再“泾渭分明”！

　　“要倡导绿色GDP”，这又是一首好听的歌！据说，刚刚开始唱的时候，差
一点还真的得到了一些不明真相的官员的拥护，但是，很不幸，很快，别人就弄
明白了，不能跟这样的庸人懒官耍招数！于是，据说，国家统计局的官员赶紧下
了那条硬要制造环保业绩的大船，不然的话，说不定，我们今天的媒体就真的会
宣传，我们国家的“绿色GDP赶超欧美”！光是云南怒江生态价值的统计就达到
了33万个亿！多大的数据！多好的业绩！

　　最近，“别人赚走了92%的利润，中国得到的好处很少，不要做世界工厂”，
又成为“环保斗士”的唱词。

　　先从经济利益角度看，所谓别人赚取92%利润的提法根本就不科学。别人赚
那么多，可能别人成本也很高，而中国赚得很少，可能成本很低，利润率同样很
高！只要有钱赚，就可以做生意，而不是去计算别人赚得多，自己赚得少！特别
是“环保斗士”所说的低端产品，中国的一些企业可以赚取30%，甚至更高的利
润！比如，被人看不起眼的刷子，在外国加工，几乎没有办法赚钱，拿到中国做，
双方老板都赚钱了。

　　从我们国家的国情角度看，中国做环保高官，做环保教授，做环保名记的人
毕竟很少，中国有9亿农民，需要吃饭，这些“环保斗士”不应该不顾百姓的需
要，只顾自己的小圈子。再拿上面提到的刷子为例，制作刷子既利用了中国的劳
动力资源，又利用了中国猪鬃等等资源。中国不仅仅需要学习外国的技术，更需
要学习外国的管理，包括如何创立自己的名牌产品，如果连做的机会都没有，如
何进行资本积累？如何学习？

　　从外贸战略角度看，环保庸官的见识几乎为零。商务部薄熙来部长在其位谋
其政，是最有发言权的人，尽管他曾经说过，中国需要用8亿条裤子换取一架飞
机，但是，他从来就没有说中国不需要做裤子了。正是他，为了中国的服装企业
跟一个连《京都议定书》都不参加的国家斗志斗勇。而这些得到外人资助的“环
保斗士”，却帮助外人说“中国不需要做世界工厂了”！

　　从我们国家的出口政策角度看，“环保斗士”自以为聪明，但是，他们根本
就不了解我们国家的出口政策是鼓励高科技产品出口，鼓励机电产品出口的。这
样的政策不仅仅是口号，而且是实实在在的措施，比如，在出口退税方面，高科
技产品和机电产品的退税比例就比一般产品的高。中国的机电产品出口额以及出
口比例正在逐年提高，2004年全国机电产品出口3234亿美元，增长42.3%，占出
口总值的54.55%；高新技术产品出口1655.4亿美元，增长50.2%，远远高于普通
商品的出口增长率。中国需要实干，不需要假聪明和伪善！

　　从这些“环保斗士”老本行—环保角度看，国家把环保作为基本国策，国家
用国库的钱财，把他们这些环保高官、环保教授和环保名记等都养起来，就是需
要他们认真努力地工作，而不是让他们在搞不好环保的时候，到处去为自己的无
能找理由！

　　“环保斗士”还在歌唱“环保与社会公平”，“环保与伟大复兴”等等美妙
的曲目。让他们唱歌吧！让他们演戏吧！他们的巧滑，终将拙劣，他们的聪明，
终将献丑。

余秋雨不是第一个用错“致仕”一词的人

　　作者：尼龙射线
　　
　　近日，室友外出，自某书店购得一本仅售5 元而原价为16.5元的《胡适评传》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因为作者是如今复旦历史系声誉正隆的
年轻博导章清先生（1964年出生），传主又是大名鼎鼎的胡适，于是我一时兴起，
放下身边诸多杂事，集中精神开始拜读这部大作。
　　
　　一读之下，就有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新发现，不过这新发现无涉于这部书的具
体内容，而是与一个词的用法有关。该书正文第14页（第一章“渊源有自：传统
与现代文明孕育的弄潮儿”）中有这样一句话：
　　
　　“更重要的，尽管胡传认定胡适天资聪颖，应该读书，这对作为胡家第一个
真正走上读书致仕道路的幸运儿来说，颇有传递衣钵的意味，也确乎有心着力扶
持，但在胡适回家乡那年他就在厦门遽然辞世，因而除了在台东时曾教胡适识字
外，对胡适的读书生活再也谈不上有什么直接的影响。”
　　
　　先不说这个读起来相当拗口的长句有语病之嫌，看到“走上读书致仕道路”
中的“致仕”一词，我就忍不住发笑。哈哈哈！作者章先生当然是将“致仕”当
成“做官”的同义语来用的，“读书致仕”当然就是“读书做官”了，想必当年
这部书的特约审稿（姜义华，章清的博士导师）、特约编辑（刘义林）、责任编
辑（钱宏）——原谅我一一列出这些人的大名——以及普通读者都是这么理解的，
也毫不质疑。可是，现在，因为有了金文明先生的指正，我们知道，这个词，章
先生和余秋雨一样，用错了。
　　
　　按金先生的解释（参见《“咬嚼”余秋雨》，《南方周末》2003年7月3日），
“致仕”一词应当指古代官员年老退休，把它理解为“获得官职”是错误的，并
且这个词从来也没有“获得官职”的意思。金先生并称：“……（“致仕”一词）
在你余秋雨先生当作获得官职来用了之后，再也没有见一个人用过，这就是空前
绝后。”金先生原话的意思当然是，余秋雨将“致仕”一词理解为“获得官职”
一义来用，属于空前绝后之举。
　　
　　“绝后”或许是事实吧，因为就我个人阅读而言，确实未见其后有第二人这
么用过；但“空前”是不确切的。我为什么说“空前”不确切呢？因为我发现，
章先生在上引《胡适评传》中误用“致仕”一词，在时间上其实是早于余先生的。
余先生所用“致仕”一词，出自其《山居笔记》系列文章中的《十万进士》一篇，
按照余先生在上海文汇出版社2002年版《山居笔记》之“新版自序”（注一）中
所述，《山居笔记》写于1992至1994年间，那么，《十万进士》一文的写作当然
就应该在那两年间了（具体写作日期待考，据说该文最早发表于《收获》杂志）。
章为《胡适评传》所写“后记”，文末注明“1992年5月4日于复旦园” （见
《胡适评传》原书329页），考虑到学术著作的写作周期应该比较长，上引“致
仕”一词又出现于原书第一章，——我想我可以放心地说，将“致仕”理解为
“获得官职”而误用，现在身为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导的章清先生是早于余秋雨先
生的（至于是否可称为第一人，待考）。当然，若论实际发生影响，章著实际出
版于 1997年，余文却早已风行于世，章还是晚于余的。
　　
　　当年写作《胡适评传》的章先生，身在复旦历史系，年龄不过二十六七，研
究胡适却已有六、七年，且又协助其师姜义华先生编写多卷本《胡适学术文集》
（参见《胡适评传》姜义华的“序”及章的“后记”），以上述学术资历，古文
应该不差。又考虑到《胡适评传》系“国学大师丛书”之一种，要求作者具备相
当程度的古文阅读、理解能力应该不算过分。正因如此，我不大明白的是，他何
以会弄错“致仕”一词的含义并误用这个词（注二）？他弄错了，担任“特约审
稿”的其师姜义华先生以及该书的特约编辑、责任编辑一干人居然都没有发现这
个错误，是何道理？比较合理的解释大约只有一个：他们想当然地望文生义了，
而望文生义的背后，我想就是古文常识欠缺吧。这和余秋雨错用“致仕”一词早
已发生，而迟至 1999年才有金文明先生予以指正、2003年才引起轩然大波（见
上引南方周末文章的介绍），恐怕如出一辙。
　　
　　当然，有关“致仕” 的话题，已成旧事；我在这里旧事重提，也是一时兴
起，绝不会因章先生错用了“致仕”一词而要将《胡适评传》一书的学术价值抹
杀。只是，回过头来看看余先生对待金先生批评他错用该词（以及其它出现于余
秋雨系列文章中的据说一百多处文史常识差错）的反应，实在叫人叹息。错了就
错了，错了以后不是承认错误，虚心改正，而是反唇相讥，质疑批评者的资格及
用意，确乎有点不可救药。
　　
　　想不到，类似不懂装懂、望文生义的事情进来居然层出不穷。最新的例子：
好谈国学的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自生生硬造了一个前无古人的“脊续”（他是
当成“传承”来用的）以后，似乎还觉得不过瘾，又在欢迎台湾新党主席郁慕明
的致词中将“七月流火”（他是当成天气热来理解）献给了郁主席，很快又被学
问不差的网民抓住把柄：——北京的七月是很热，不过和“七月流火”无关；那
个词的意思恰恰不是说天热，而是指暑往寒来、天将变冷之时。这不是，再次闹
出笑话了（注三）。
　　
　　纪校长造出“脊续”一词，有细心的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出面指正之后，立
刻有人大中文系的教授急急忙忙跳出来，一定要证明纪大校长没用错；这一回，
纪大校长一定要将“七月流火”当成“天气热”来理解，不知道人大中文系会有
哪个教授要（主动？）出面替纪校长圆场？我们拭目以待。
　　
　　从“致仕”，到“脊续”，再到这个“七月流火”，我们看到，不知羞耻的
是一个又一个前仆后继的教授名流们；蒙羞的，是那个纪校长喜欢谈的“国学”，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不知道下一个露脸的会是哪一位？

诺贝尔奖获得者也有靠不住的

·方舟子·

在2001年，曾经发生过一场“核酸营养品”风波，包括《中国青年报》
在内的众多媒体，都参与了对这一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已在美国被认定是
“商业骗局”的揭露。当时，大连珍奥核酸在广告中打出了38位诺贝尔奖
获得者的名字和肖像，给人的印象是这些诺贝尔奖获得者都在支持“核酸
营养”。我们找到其中还健在的几位的联系方式，去函询问他们对此事的
看法。DNA双螺旋的发现者沃森等四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回函说，他们都不
认为核酸有营养价值，也不曾授权“珍奥核酸”使用其名义。

“诺贝尔奖科学家指斥中国核酸营养品”成了打击“核酸营养品”
的一个致命武器，甚至连美国《科学》杂志都报道了这一事件。国家工商
行政管理总局为此发出通知要求集中检查核酸类保健食品广告违法问题，
卫生部也通报“珍奥核酸”夸大宣传，要求对保健食品夸大宣传的违法行
为加大监督力度，依法严厉打击。

但是四年来，“珍奥核酸”却继续在全国性的报纸和电视上做广告、
登“正面报道”，而且得了“诺贝尔奖获得者情结”，千方百计地拉诺贝
尔奖获得者来装点门面、挽回声誉。在其网站上和报刊上，时不时会
见到某某诺贝尔奖获得者访问“珍奥核酸”公司、乃至搞合作的报道。著
名生物化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王晓东博士的遭遇也许能让我们了解这是
怎么一回事。他曾经到大连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会议组织者告诉他们要去
海滨打高尔夫球，途中车突然在“珍奥核酸”公司停了下来，车上的人被
带进去参观。随后“珍奥核酸”的网站上就出现了王晓东博士访问珍奥公
司的报道。王博士在给我们的信中，愤怒地指责“珍奥核酸的人，以及那
些与他们有关联、为他们工作的人，都是无耻的骗子”！

当然也有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是心甘情愿地与其合作的。最近1996年诺
贝尔生理或医学奖获得者辛克那吉尔在复旦大学做学术报告，开讲前照着
稿子感谢珍奥对此次学术活动的赞助，引起听讲者的哄堂大笑。会后有复
旦大学生物系的学生抱怨说：“这个讲座竟然是珍奥核酸赞助的讲座。本
来嘛，保健品公司做点公益广告无可厚非，不过珍奥核酸相信大家都清楚，
都是学生物的，这个东西已经被批驳不止一次了，还要借复旦之地来变相
宣传令人郁闷。那位诺贝尔奖大师竟然在讲座开场为珍奥核酸特别送上溢
美之词真是让人费解，想不到做学术的大师也会受到某种影响，令人更感
郁闷。”“只可惜当场没人提出关于此方面的异议，更可惜了复旦的讲坛
以及可以预见的珍奥核酸公司的宣传攻势。”

辛克那吉尔博士的讲座内容是免疫学方面的，与“核酸营养”毫无关
系，会上也没有人追问他对“核酸营养”的看法。也许他不知道“珍奥核
酸”实际上在推销什么产品，还以为是普通的生物技术公司，不知道中国
“核酸营养品”风波的背景，以为此次活动属于正常的公司对学术活动的
赞助。当然，也有可能他知道中国“核酸营养”风波，而仍然愿意接受
“珍奥核酸”的赞助为其捧场，我们也不必为此感到“郁闷”。术业有专
攻，做为免疫学家的辛克那吉尔博士对核酸的认识未必比得上一名生物化
学专业的本科生，有些糊涂也可以理解。更何况历史上诺贝尔奖获得者支
持、鼓吹伪科学的也并不罕见，例如大化学家鲍林晚节不保，沉迷于伪医
学“正分子医学”，鼓吹大剂量维生素C疗法，是这个科学奇才一生中最
不光彩、最令人惋惜的一页。科学不迷信权威，诺贝尔奖获得者也未必都
靠得住。煞费苦心拉诺贝尔奖获得者欺骗世人，并不能因此就让伪科学变
成真科学，败坏的，乃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本人的声誉。

醉翁之意存疑，赵括误国堪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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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世龙

我写的《评王岳川与吴国盛对'技术官僚'的评论》于6月8日发出后，访问者
已逾千，并有人留言。网友一心（6/10/2005 4:25 AM）的留言中有这样一段：

姑不论“中国文化”有什么值得发现，怎样发现，如何输出，且看王岳川鼓
吹“发现东方”，输出“东方文化”的心理就很阴暗：揭开其花花绿绿的伪装，
他不过是不满“技术官僚”走红，“成为了中国发展的核心和希望”，希望“人
文科学出台”，让他“这样真正的人文学者”取“技术官僚”而代之成为“中国
高层的领导人”。（他所谓的“人文科学”、“人文学者”仍然是不明确的概念，
在此亦姑不论之）如果他这样谬误百出的“人文学者”成了中国发展的核心和希
望，甚至成了高层的领导人，那将是中国的又一次灾难的开始。

一心先生看问题很深刻，可能抓到了问题的实质。不过我以为王教授能把他
想的说出来，倒是表明他是坦率的，完全可以讨论。倒是有些人没有把这些话直
截了当地说出来，实际上却一直在造这方面的舆论，值得注意。

我说的就是一些所谓“科学文化人”鼓吹的反对“科学主义”，他们开代表
会，发宣言，特别是利用大概是有他们的成员的媒体，不放过一切机会宣传他们
的观点，这就是今天的中国，四处弥漫着科学主义意识形态，中国的科普和科学
教育，都是在培养科学主义，甚至过去许多问题也是因科学主义而产生，直至追
溯到“五四运动”，请赛先生进来，成了产生科学主义的根源。看到他们这些东
西，开始直感到纳闷，中国过去几十年是出现了许多问题，如大跃进中的问题明
明是违反科学规律造成的，当时许多科技工作者因为按照科学原理去认识事物，
说了实话而被插上白旗；早一点，黄万里先生在三门峡建坝问题上的遭遇，更是
清楚。可是这些居然都可以说成科学主义造成的。更奇怪的是，明明是科学家提
出不可滥伐森林，他们却可以将森林的破坏说成是因为伐木工人相信了科学！

虽然早就有人指出：“在近代和现代的中国，提倡科学，提倡用科学精神和
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发展和人生问题，提倡发展科学技术，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
生产力，从根本上说，都属于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思潮，不管这些思潮及其
代表人物在对科学的理解和诠释上有没有过怎样一些不够成熟和不够全面的地方。
我不赞成拿出一顶“科学主义”的帽子，对这些主张科学、提倡科学的思潮加以
贬低和指责。”（龚育之,对科学技术发展的人文思考，《中国文化报》,2002年
1月29日,第3版）但此后批科学主义在自称为所谓“科学文化人”的卖力推动下，
闹得更欢了。

长期以来，我对一些人为什么要如此卖力地批所谓“科学主义”一直困惑不
解，一心先生也许抓住了根本的所在。当然不见得是哪一位文人真要想去当国家
领导人，但确实是反映了一种旧式文人的失落。王岳川教授表达得比较直率，吴
国盛教授比较含蓄，但他对科学技术专家的抵触情绪则是很强烈的。譬如他在
2000年4月19日北大文化节和学生对话时说“正象不能把科学做为一种修辞，科
学精神也不意味着价值评判。科学精神不一定都是好东西。”“我还愿意提出一
种大家可能最不赞同的科学精神：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从效率的观点、从目标管
理的观点、从操作的观点看，这确实是可以接受的。在我看来，又恰恰是科学精
神所赞许的。[故事：从草地上踏过，三角形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科学与人
文的对话，吴国盛个人主页）

发表出来的应是一个提纲，从他准备讲的故事可以看出，这位吴教授是如何
挖空心思去丑化科技工作者头脑机械僵化，一点人文精神也没有。其实抄近道，
走直线，不学科学也知道，而知道应该保护绿地，不可随便去践踏，倒是亏得有
了科学。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是政治家、军事家和人文学者的语言，因此会有“兵
不厌诈”，“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的说法。而科学目的只有一个，求真。高尔
基赞之为绝对的世界精神。所以竺可桢先生要说：“科学精神是什么？科学精神
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而按照吴主任的说法，赵高为了达到他垄断权力
的目的，指鹿为马，也是符合科学精神了，岂非咄咄怪事。所以一心先生说王教
授“鼓吹“发现东方”，输出“东方文化”的心理就很阴暗。”我以为倒不见得
是那么回事，用在吴教授身上倒比较恰当。

当然，究竟别人是怎样打算，不可妄测，但我倒没有一心先生那种担心，因
为中国人在经历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后，不可能再回到半部论语治天下时代
了，用诗人的幻想或哲学的玄谈来治国应该已一去不复返，而只要以经济为中心，
一心一意搞建设，无论何种专业出身的人，都不可能不讲科学。

我认为值得关心的倒是，一些夸夸其谈者，当代的赵括，趁人才青黄不接和
社会浮燥之风盛行之际，到处去推销他们的私货并可以得手，这才是现实的危险。

2005年6月10日于加拿大之Fredericton

(XYS2005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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